文艺批评 | 共话“新‘小说革命’”系列（3）——当代小说批评：需要自觉和有能力的发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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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新世纪小说二十年无疑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诚如评论家王尧所言，从更大的范围看，尤其是相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场“小说革命”取得的“革命性”成就，当下作家创作无论在思想、观念、方法上，还是在语言、叙事、文本上，都显示出强大的惰性。也因此，小说写作需要做出一些根本性改变，甚至于小说界需要进行一场新“革命”的呼声日渐强烈。

为此，《文学报》组织了命名为“当代小说批评：需要自觉和有能力的发现者”的对谈，傅小平、贺绍俊、王尧、余泽民、罗伟章、何平、李浩、路内、石一枫、杨庆祥、笛安、丛治辰、颜歌、李唐这十四位从”50后”到”90后”来自不同代际的作家、评论家围绕如下话题展开探讨：当下的文学书写是否已穷尽了可能？如何改变近些年小说在整体上停滞不前的现状？作为基础的新一代的个体、群体经验如何转化为文学创作？青年作家写作应当怎样与世界建立更为广泛、深刻的联系？文学尝试如何在拓展可能性与遵守“学科”的内在规约间寻求平衡？而这些讨论归根到底是在回应：当下小说界是否需要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获取新的能量，以期推动小说创作走向突破和创新。

文艺批评将分三次推送“文学报”的此次对谈，今日推送对谈的第三部分。本文原刊于《文学报》2020年10月8日版新批评栏目，转载自“文学报”公众号，特此感谢！

共话“新‘小说革命’”系列（点击查看）

主持人：

傅小平

对话者：

贺绍俊、王尧、余泽民、罗伟章、何平、李浩、路内、石一枫、杨庆祥、笛安、丛治辰、颜歌、李唐

当代小说批评：

需要自觉和有能力的发现者

不同代际作家、评论家

共话“新‘小说革命’系列之三”

“重提‘小说革命’本质上是对小说成规不满，对文学‘内循环’不满，要求小说重新与社会互动。”

VS

“如果离开了心灵、社会、时代等实质性内容，只从形式和语言上去‘革命’，估计也就是刷刷油漆。”

傅小平：谈到这里，我觉得可以做补充的是，上世纪初梁启超曾提出“小说界革命”。虽然这两种提法相似，但隔着一个多世纪的时光，具体的诉求恐怕是相去甚远了。应该说，梁启超更多强调小说的社会功用，这一点如今我们都不怎么提了，而且也部分被解构了。我们如今提“新‘小说革命’”，显然更多是在小说创新意义上提的。如果说要重提“小说界革命”，则更多是关乎革新小说界对小说的理解。我只是大略这么一说，具体小说革命，要革的什么命，有待大家做出探讨。

丛治辰：我不大同意我们只是在小说本体论意义上定义“小说创新”。小说认知层面、教化层面、娱乐层面的创新，我们又何必拒绝呢？

杨庆祥：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表面看是强调小说的社会功能（甚至是宣传鼓动的功能），但是内在也是对陈旧的小说艺术不满。现在提“小说革命”，虽然时代不同，但是本质上有着共同的诉求，就是对既有的小说成规的不满，对文学“内循环”的不满，实际上也是要求小说能够重新与社会互动，当然，这种互动是在哪一个层面上，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

尝试“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的诗歌探索

余泽民：以我看，号召的革命，总是运动性的。我更期待有一两位作家写出钟声一样的作品，被后人定义为革命，而不是一代作家在创作之前就为自己定下“革命”的调子。西方作家也搞过先集体宣言、再是文学实验的写作革命，结果怎样？只在文学史上留下小插曲。既然这个提法由“50后”提出，那我更希望掌握话语权的这一代能给年轻人以反叛的权利、机会，并给予关注；而青年作家要搞清写作的基本问题：你为什么要写？有什么可写？然后才是技巧问题，给你的写作穿文学衣裳，而不是急火火地推翻一切“干革命”，自己的定性远比外力重要。

何平：对，与其谈论革命，不如大家形成批评和对话的文学风气。

罗伟章：小说如果缺失了心灵功能和社会功能，它就无法与别的艺术门类竞争，所谓“艺术之母”，也就自动消解。如果离开了心灵的、社会的、时代的等等实质性内容，只从形式和语言上去革命，估计也就是刷刷油漆。小说史上所有形式和语言的革命，我们透视下去，其实都是观念的革命，是对世界和生命认识的革命。所以王尧老师说的，在我看来，与梁启超说的是一个意思。

路内：这问题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谈，就作品、作品脉络而言。由一种观念而引领的文学运动很难再有了。就前面我说的，运营方式限制了表达，一旦超乎小说的表达方式，立刻就进入其他领域了，比如视频。载体革命的力度更大，更决绝。如果反过来，就小说审美而自发形成的革命，以此影响大众观念，目前来说是太难了。这种局面下，能存在下去就是进步。

石一枫：写小说的也就配革自己的命，跟自己的坏习惯作斗争呗。

笛安：我自己肯定是不会用“革命”这个词的。但是我觉得呢，“革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从石破天惊的孤例开始，星星之火突然一下燎原——我是说，我们一群人坐在这儿讨论革命怎么还没发生——肯定不太现实。

李唐：其实既然有“革命”的想法出现，其内容应该也自然呈现了。既然要“革命”，必然有“不满”，虽然每个人的“不满”都不一样。

“小说这种文体的‘创新力’并已经被耗尽，如果我们无法保证做到‘创新’，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补课。”

VS

“‘小说革命’必须放在综合性语境中来讨论，如果没有对其他领域的革新，小说本身并不能完成革命。”

傅小平：无论梁启超提“小说界革命”在现在看来是否已过时，他当年应该是感应到时代变革才有此倡议。当然具体到创作本身，所谓“革命”要复杂得多。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从来不只是形式上的创新，很可能关乎灵魂深处的“革命”，我们注意到文学的先驱者们，像卡夫卡、穆齐尔等很多作家，都承受着不被同时代多数人理解的孤独和痛苦。即便是像鲁迅这样在他生活的时代就广有影响，也并非真正被同时代人接受和理解。进而言之，我们现在觉得郁达夫让他笔下人物跳海自尽前喊“祖国呀祖国！”有些矫情，也或许是因为很难还原到当时背景去理解他承受家国情怀与个人哀痛不得已而发出的呼喊。

余泽民：你为什么这样肯定郁达夫让他笔下人物跳海自尽前喊“祖国呀祖国！”就是矫情呢？我想，当年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尽时，我相信他会真这样喊的，即使没喊出声，会在心里这样喊。我读《沉沦》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我还在北医读书，是理想主义年代的理想主义青年，阅读的时候很容易进入场景，真不记得自己感觉那个情节矫情。在莎士比亚舞台上，角色经常大段大段、有违现代人表达习惯地大喊大叫，可你不会觉得矫情，能接受那种戏剧性，知道那喊叫是内心独白。罗密欧和朱丽叶，一会儿这个死了，一会儿那个活了，一会儿又死了，如果当代作家这么写，你肯定会被逗笑，但为什么在莎士比亚剧里你照样会被打动？因为我们读书不会脱离作品背景，我们知道作者生活的年代，是哪国人，写那段历史的事。卡夫卡的《城堡》矫不矫情？K转来转去进不了城。但我们知道卡夫卡写的是寓言，就不觉得矫情，反而认为特别深刻。

话剧《天真之笔：郁达夫》剧照

傅小平：其实我和你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得还原到当时背景里去加以理解。我前面举例子也是因为，我觉得“小说革命”不应只是由外向内的召唤或动员，更应该是作家们发自内心的呼喊。他们灵魂深处发生“革命”，使得他们对写作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如此才更有可能促使他们写出真正有生命力的创新之作。当然，这是在更高层面上讲创新。不妨由此说说对“小说革命”的预期吧。

李浩：说得好。我可以说它是卓见吗？它是卓见。随着人类科学和思考的前行，小说这种文体一定也会有诸多变化，它所关注的方面，甚至都会随之调整——如果我们无法保证我们的“新”，我认为首先要做的是补课，补我们知识、智力和才情的匮乏，它真的不是这种文体的“创新力”已经被耗尽。所以要我说对“小说革命”的预期，我希望我们能恢复文学的常识，接连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未竞之路，接连世界文学的认知成果，同时恢复活力、勇气和“弄潮儿”精神，它就会是下一个高峰，甚至是中国的“白银时代”。我甚至觉得，十年到二十年左右，它就可能会出现，只要给予阳光和雨露——种子是从来不缺乏的。

石一枫：我觉得文学首先还是有它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相比，行业内的技术高度有那么重要么？——又不是比赛撑杆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觉得“文学的革命”不能代替“革命的文学”。对小说前景，我还挺乐观，干这行的人都不傻，还挺尽心的，这就是一切可能性的基础。

傅小平：尽心，同时还得正心诚意，也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真诚。

路内《少年巴比伦》

笛安《南方有令秧》

不同小说对南方形象的历史建构

笛安：我觉得小说的生命力应该来源于某种芜杂，某种各类植被共生的环境——尽管你自诩为“纯文学”创作者，但是不要瞧不起类型小说家，不要瞧不起影视编剧，不要瞧不起网文作者，不管你自己如何定义你的工作，其实你逃不出这个生态系统，不要总觉得壁垒坚不可摧，关心一下隔壁的人在干什么——因为很多时候，行业内部壁垒的打破往往就是“变革”的结局。

路内：最可能的还是在地域、阶层这些因素上找到可供讲述的内容，内容影响话语，影响小说的构成。但这些因素的限定范围有多大，我讲不清。所谓限定范围，打个比方，是某个南方小镇的话语，还是整个南方的话语，还是华语文学的一个方面——这取决于作家的能力了。这肯定不是文学的最高层面，只能说是一个恰当的、可以预期的结果。某个天才可以达到的超限层面，我想象不出来，得靠他自己写。

罗伟章：这个，我说不好。要说也是老话，不说了。

丛治辰：从小说形式革命到表达时代变革，再深入到作者的灵魂深处，我觉得你前面已经把各个层面都说到啦。如果说我还能有什么预期，大概只不过是希望这三者能够彼此沟通，相互推动，并不分裂，并且足够真诚吧。

何平：把作家的交给作家，批评家的交给批评家，各人先扫门前雪，各司其职，明乎本分。

杨庆祥：我一直强调，“小说革命”必须放在一个综合性的语境中来进行讨论，如果没有对人性想象的革新，如果没有对社会经济关系的革新，如果没有对财产权、身份政治、技术垄断等等问题的新的想象和思考，小说本身并不能完成革命。

颜歌：乐观地说，宏大的事情总是始于幽微之处，因此或许此刻，有一场“革命”正在开始，而这种不可预测和充满挑战的感觉正是作为写作者最大的快乐。我三更半夜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回答问题，就觉得自己似乎回到了二十岁出头通宵不睡跟人聊小说的年代。此时此刻，我回想起七八年前，我很决绝地决定离开中国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害怕自己在熟悉的圈子里变得太安逸了，三十岁不到就成了舒服的中年人。从我个人来说，写作需要挫败感，边缘感和一种永恒无解的局外人的无措及尴尬——大概不入局，就有革命的希望。

李唐：我对小说的预期还是多样性。我希望未来看到更加多样、包容的小说，现在还远远不够，写作者总会被很多东西束缚住，比如传统，比如是否成熟。我们应该扔掉这些想法，去写内心深处最触动自己的事物。

本文原刊于《文学报》2020年10月8日版新批评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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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Christie        图源 | 文学报